黄帝陵

                                 
　　祭祀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它肇始于黄帝逝世之时，经过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直延续至今。作为一项重大的礼仪活动，每个时代的黄帝祭祀，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不同时代各自的时代特征。
　　史前和三代是将黄帝作为祖先祭祀的。封建社会的黄帝祭祀中，黄帝仍然具有祖先的身份，但往往兼具神格，或者突出其作为“古代帝王”的身份。今人对于黄帝为“古代帝王”的观念有不同于古人的解释。当今的黄帝祭祀，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福惠八方的史前人物，作为德业辉煌的文明开创者，祭祖的性质更加彰显。当今作为祖先祭祀的黄帝，实际上又享有双重身份——血缘先祖和人文始祖。这两种身份或两种含义的祖先是历史的统一。不能设想，在中华文明开创史上没有杰出贡献的先民，会被中华民族作为祖先祭祀数千年而不绝；也不能设想，与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没有血缘关系的远古人物，会被中华民族承认为祖先祭祀而数千年不绝。
　　从血缘的角度出发，通常称黄帝为“华夏始祖”。华夏族形成的基础，是以黄帝为中心的早期族系联盟。黄帝首先被本部族子孙视为血缘始祖，随着黄帝部族繁衍生息，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了黄帝族的血统。本书第一章已经提到，黄帝的名号“轩辕”实即“玄鼋”，亦即“天鼋”，本是一种龟蛇类的水族动物。它成为黄帝族的图腾，反映着对这种水族动物的崇拜。通过对“天鼋”铜器群的研究，学者们发现众多天鼋部族从史前到商周一直存在的事实[1]。研究者还通过对与黄帝族相对应的庙底沟类型考古文化的观察分析，指出在陕西、山西、河南的众多庙底沟类型氏族部落已经联结为一个具有相同文化、习俗、信仰的整体，并以此为前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族类。这些都是黄帝族人丁兴旺、势力庞大的实证。黄帝族的兴旺发达还使得黄帝的血脉延伸到其他的部族，最早受到影响的就是炎帝族。炎黄原本是远缘亲属部落，同发源于西北黄土高原地区，东迁途中又如影随形。炎黄两族有时亲密相处，有时互相争斗，而无论相亲还是相争，结果都是促进了两族相互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随着黄帝族在“炎黄”联盟中取得主导地位，黄帝渐享独尊，“黄”的色彩日益凸显，有的炎帝族苗裔也自认为黄帝所出。例如屈原在《离骚》中交代身世时肯定地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2]，“帝高阳之苗裔”也就是黄帝之苗裔。事实上，楚人为祝融之后，而祝融为炎帝之后，《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此外，楚人芈姓，《说文》“芈”字于羊部，释其意为“羊鸣”，又以“羌”为“羊种”，而姜羌一也；楚国20多位国王名字前都冠有“熊”字，暗示了楚族曾以能为图腾，而熊为姜羌图腾——从中具可见楚人为炎帝族苗裔的关系——是楚属炎帝系统的有力证据[3]。楚人既属炎帝系统，为什么又自称黄帝苗裔?究其原因，这种说法应该源于沉淀在楚人内心深处的关于族系融合的记忆。这些记忆还见于屈原的其他作品：《天问》中的“焉有虬龙，负熊以游”，就反映了长期在楚国流传的一个炎黄两族融合后关系亲密的故事[4]。
　　炎黄联盟建立后大规模的族系融合仍在继续，东夷集团成为华夏族形成的要素。涿鹿战后，黄帝成为中原炎黄集团与东方九黎部族的共主，更大范围的部落联盟就此产生，华夏文化共同体也开始形成。体质人类学家发现，公元前5000～前4000年之间，生活在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居民可能与传说中的炎黄部落联盟有关，而“黄河下游今山东、苏北一带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比仰韶文化居民一般在颅高和面高上更高一些，面宽更宽，鼻形稍窄，身高可能稍高，并有颅枕部变形，人工拔牙和口颊含球的特殊风俗，大概和传说中的东夷集团有关”[5]。进入公元前3000年以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逐渐被龙山文化取代，作为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和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各组人骨之间，在体质上显然存在更为密切的关系”[6]。鉴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的形态特征“呈现出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两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接近关系”，研究者指出，“这种现象很可能是由于黄河中下游两个部族集团成员相融合而引起体质上的变化”[7]，这些研究成果说明两大集团之间除了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之外，血缘也在交流，血脉日渐相连。正是在这种文化与血缘双重融合的基础之上，华夏族最终形成。既然已经水乳交融、你我难分，那么在华夏族这个有机整体内，以黄帝为血祖的观念的产生，就不仅是合乎情理，而且是必不可免的。
　　进一步考察，后代的中国务民族中，不仅华夏族与黄帝族有血缘关系，许多少数民族也可能与黄帝族有血缘关系，黄帝对这些少数民族也具有血缘先祖的身份。这一点可以从先秦的华夷交融来说明。《尚书·武成》载：“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孔安国注曰：“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成公七年》载：“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或之莫恤”，杨伯峻注曰：“中国，当时华夏各国之总称。”可知“华夏”指中原地区的文明发达的大国，可与早期的“中国”同义。与之对举的“四海”与“四夷”，前者是指偏远的周边地区，后者则指周边地区的居民。《荀子·王制》说：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和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
　　杨倞就注“海”为“荒晦绝远之地，不必至海水也。”四夷分为南蛮、东夷、西戎、北狄，分别指周边不同方位的居民。由于种种原因，上古各族经常迁徙。中原各族迁往周边地区和周边各地区各族迁到中原地区，在史前和三代都有可考的历史事实。炎黄部族从西北黄土高原向东迁徙进入中原是史前各族迁徙的显例。夏商之际夏人从中原外迁和原为东夷的商人入主中原，又是三代各族迁徙的突出事件。因此对于华夏族而言，蛮夷戎狄并非都是“非我族类”。诸戎是“四岳之裔胄”[8]，而四岳为姜姓。楚王熊渠、熊通虽宣称：“我，蛮夷也”[9]，其为炎帝族系也于史有证。此外典籍中还有“杞，夏余也，而即东夷”[10]、“禹生西羌，文王生北夷”的说法[11]，事实上无论夏、周还是杞，都是正宗的华夏族裔。历史上华夏与四夷的关系犬牙交错、错综复杂，或打或和、时敌时友，在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令人眼花缭乱的连续剧，正是这种错综关系使得华夏于四夷相互关联、相互融合，包括血缘的互相融合。正是理解了华夷之间无法割裂的关系，孔子对四夷的态度是温和的(《论语·季氏》：“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宽容的(《礼记·中庸》：“素夷狄行为乎夷狄”)，有时甚至是赞许的(《礼记·杂记下》：“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他主张文教，反对用武，还曾向夷人虚心求教(《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宋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他关于“尊王攘夷”、明辨华夷[12]的思想主张，也明显是出于对更为先进的华夏文化有可能遭到破坏的担忧和恐惧。孔子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13]，荀子也提出了“四海一家”的概念[14]。随着历史的发展，“华夏”与“四夷”的概念不断变化，整体趋势是，华夏的外延渐趋扩大。黄帝曾“置右大监，监于万国”[15]；禹会诸侯于涂山也有“执玉帛者万国”；成汤革命后“存者三千余国”；武王克商时“有千八百国”；[16]战国仅存“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17]；随后便是秦扫六合一统天下。从“万国”到“一统”的过程，也是华夏与四夷融合的过程。最终消除华夷界限的因素很多，包括文化普及与武力兼并，但其中血缘融合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华夷融合奠定了汉族形成的基础，因此黄帝不只是华夏族的血缘先祖，也是汉族最主要的血缘先祖。
　　除了汉族，历史上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自称黄帝族裔。最突出的例子是北魏的建立者拓跋族。《魏书》卷一《序纪》载：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之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魏书》卷二十三载：
　　魏桓帝崩，卫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碑云：“魏，轩辕之苗裔。”
　　类似说法还见于一些魏墓志铭，如《北魏大妃李妃墓志》说大妃李氏“鸿肇其于轩辕，宝胄启于伯阳”，《魏故持节左将军唐耀使君墓志铭》也有墓主为“轩辕伊裔，陶唐厥遗”的文字。过去学界多以附会解释这一现象，但是近年来有研究者从语音学入手，通过对黄河流域古代居民及其语言与北方诸族及其语言之间的关联的比较研究，发现北方民族乃至西域地区的邦族国名都可以在古代中原部落的历史中追溯到它们的起源，反之华夏民族的许多语言信息亦可以在欧亚草原上去寻觅它们的去踪，从而得出“‘北方诸族’与‘中原古族’是同源的”、北方诸族出自中原的结论。该研究者还找到了文献记载中黄帝所姓“公孙氏”与“乌孙氏”以及“爱新氏”的关联，具体地揭示了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的深度渊源[18]。既然基因和化石证据都证明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19]，那么较之亚非大陆间的距离，北方草原与中原不过是一步之遥，北方诸族出于中原就不是不可想象之事。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如唐代《河西节度副大使鄯州都督安公神道碑铭》“公讳忠敬，字某，武威人也。轩辕帝孙，降及弱水，安息王子，以国为姓”等等亦应所言非虚。换言之，北方少数民族也是黄帝的子孙。
　　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其中确有一些少数民族存在自己特殊的祖先崇拜。例如瑶族、畲族以神犬槃瓠为始祖，白族、土家族以虎为始祖，藏族以神猴为始祖，哈萨克人以狼为始祖，布依族以竹子为始祖，等等[20]。因此，如果单从血缘关系理解黄帝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有悖于科学精神。那么除了血缘，还有什么可以成为凝聚中华整个民族的向心力?由于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是人类联系交流的纽带，因此我们认为这股强大的力量是文化。
　　正如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融合体，中华文化也是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体，而黄帝文化是华夏文化的基石。中国境内与黄帝时代相对应的新石器文化很多，包括仰韶文化中晚期、庙底沟类型、洛阳王湾类型、后岗类型晚期、下王岗类型中期、秦王寨类型、大河村类型、史家类型、西王村类型、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红花套一期文化、薛家岗文化、山背文化马家浜晚期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早期文化、台湾前新石器文化、师赵村文化遗址、石岭下文化遗址、马家窑类型文化、红山晚期文化等等，其中炎黄主要活动区域中原地区的文化最初并未处于发达进步的前沿。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5000千年前后，大汶口文化的原始农业、家畜饲养业有了长足发展；各种手工业——包括石器、玉器与骨角器制作技术与建筑技术都超过了中原同期水平；制陶工艺达到我国制陶史上的顶峰；私有制、父权制以及阶级也略早于中原地区出现[21]。正是由于文化水平高于炎黄集团，东夷集团才能够在涿鹿战前与炎帝的争执中致使后者节节败退；才能在涿鹿战中令黄帝“九战九不胜”；才能在涿鹿战后的民族重组与融合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开始时未能遥遥领先，但是中原地区占有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使这个核心区域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凝聚力，便于它的博采和吸纳。在周围各种文化的影响和激荡下，中原地区得到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全面营养，从而“在前第三纪后半叶形成高于周邻的中心地位”[22]。因此虽然大汶口等文化曾先走一步，以黄帝为重心的炎黄集团还是率先进入了文明社会。建立于炎黄和东夷两大集团文化联盟基础之上的中原华夏文明随后形成。
　　由于具备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双重优秀条件，中原地区成为中国文明史上最活跃的文化大熔炉。各种文化在这里辐辏、交流、融会、贯通，最终锻造出更加优秀的文化，并向周围辐射。华夏文化就是这样不断升华、传播，成为中华文明的恒久根基。这种文化向心结构在史前已经固定，日后无论哪个文化区域占据主导地位，都会固守中原特色。因此在寻根探源时，中华文明的开端便会追溯到黄帝，黄帝也就成了中华人文始祖。
　　将黄帝作为人文祖先祭祀，很早就有记载。《国语·鲁语上》说：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黄帝并非有虞氏之祖，何以得祀?郑玄解释说：
　　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后次第。
　　这说明有虞氏祭祀黄帝，并不是以血统为标准，而是以功德为标准。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说，黄帝的功德主要就在于人文贡献。据于右任先生的《黄帝功德纪》一书介绍，黄帝一生的发明创造包括衣、食、住、行、农、工、矿、商、货币、文字、图画、弓箭、音乐、医药、婚姻、丧葬、历数、阴阳五行、伞、镜等，共20个方面。其中凡属可以从实物方面表现的，几乎都在龙山遗存中得到了印证。正如考古学家所说，黄帝时代“农业生产已经社会化，部分手工业已专门化，知识分子(应包括巫师集团)已经阶层化，原始宗教(包括丧俗祭礼)规范化，出现了酋邦王国，出现了政权组织的雏形，许多重要的创造发明，像雨后春笋般的都在这一时期出现”[23]。在早期社会中，这些文明成果对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中获益的不止嫡系子孙，因而对其感恩戴德的也绝不限于血缘传人。
　　源于黄帝文明的华夏文明，也始终因其优势吸引着少数民族。无论是通过传播(指一个社会的习俗或惯常做法流传到另一个社会)还是涵化(指两个社会之间发生密集而直接接触，人们被迫做出重大文化改变)，华夏文化都对少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时间上看，三代之中四夷对中原文明的仰慕之情屡见竹帛，如《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夷羿代夏后“因夏民以代夏政”、《诗经·长发》吟唱汤革夏命后“禹敷下土方”即承认夏人祖先的功德。《荀子·王制》提到周公出征时“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满族把握历史机遇建立清代而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后，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稽中原之古、右汉族之文的社会风气，很快同化于更为先进的华夏文明，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祭祀华夏始祖轩辕黄帝。从空间上看，位于中华大地这一地理单元西南部的藏族地区，其原始神话及考古发现都呈现出与中原文化的关联性，如在云南的迪庆藏族地区流传着“女娲娘娘补天”的神话[24]，西藏细石器文化源于华北地区、新石器文化也受到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25]。这些都表明了中华内陆古文化对西藏高原文化的深厚影响以及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深层次的历史文化联系。
　　当然我们在强调汉族对中华文明重要性的同时，也绝不能忽略少数民族的贡献。身为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们一样为这一古老伟大的文明倾注了心血，奉献了精华。例如在农业方面，擅长畜牧的西北少数民族不仅向汉族输入了重要的耕作农畜——驴骡[26]，还输入了繁多的作物品种[27]，后来在北方大面积种植的重要粮食作物高粱，则极有可能来自西南少数民族[28]。这些输入无疑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农作物的产量，从而提高了原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手工业方面，蒙古族的毯罽业、维吾尔族的纺织业、黎族的棉绢技术、瑶苗等族的印染工艺，都对中原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古代关于炼铁的故事多与南方民族有关，“铁”字古文作“銕”，从金从夷，似可知冶炼业也得益于少数民族；制盐业源自少数民族古书中有着明文记载[29]。在艺术方面，少数民族的贡献非常大。秦汉以后笛、箜篌、胡琴、琵琶、羯鼓、腰鼓等数十种乐器从四面八方传入中原，奏响了余音绕梁、曼妙复杂的华美乐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音乐的内容和表现形式[30]；而来自西域的杂技表演“千变万化，旷古莫俦”[31]，不仅千百年来为中原百姓所喜闻乐见，更发展成为我国民间艺术的瑰宝。至于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少数民族文明也随处可见。如面食的制作方法传自西域，深受人们喜爱的“萨其玛”原是满族美食；胡服助汉人骑射，旗袍成为当今的国人礼服；甚至我们从“席地而坐”到凭桌坐椅的进步，也是在胡人兄弟的帮助下取得的。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史上，少数民族也谱写了辉煌的篇章。“盘古开天辟地”的古史传说源自苗族，佛教先流布西域而后传入中原。思想家李贽是回族，《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满族，《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是蒙古族。蒙古族学者所著《元朝秘史》、《蒙古源流》，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维族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库塔库比里克》，白族史记《白古通纪》以及《满文老档》都是我国古代文化宝藏中的珍品。我国最早研究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人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清代另一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已开始研究无穷级数同时也是我国最早用解析方法计算圆周率的人。元代著名的回族科学家扎马刺丁不仅编了《万年历》，还创新了许多天文仪器并主持纂修了《地理图志》；同时代维吾尔族科学家鲁明善所著《农桑衣食撮要》则是古代三大农书之一。蒙古医学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医生不仅编著了《蒙藏合璧医学》、《蒙医药剂学》等数十种医学专著，还在外科学方面显现了精湛的技能，如明末墨尔根·绰尔济善治骨伤，他将接骨秘技传至内地并及国外，嘉惠众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对于中外文明的交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条条沿经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白族的古居南诏是中国同东南亚密切交往的主要桥梁，等等。正是在这些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中外文明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影响，从而使得中华文明能够汲取更为充分的营养、盛名远扬。此外还需强调，少数民族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传播者，同时也是这一伟大文明的捍卫者。从西藏抗英到朝鲜族抗美，从英雄东归到抵御倭匪，各族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谁也离不开谁”[32]。正是通过吸收成果、参与创造，少数民族文化与华夏文化紧紧相连、融会贯通。
　　汉族通过与少数民族的不断融合，“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33]，中华文明也是通过兼收并蓄，最终形成她可贵的多元特征，枝叶繁茂，芬芳四溢。雪球再大，有其内核；树木参天，有其直根。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滥觞，中原是中国文明的基地。黄帝时代就是中国文明的源头，黄帝文明就是中华文明的直根，黄帝就是中华儿女的文明始祖。每一个在中华文化熏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华儿女，血液里都流着黄帝所开创的文化基因。基于文化的角度，可以说“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子孙也”[34]。
　　注解：
　　[1]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21～23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曹淑琴、殷玮璋：《天黾铜器群初探》，《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312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二册，第637～67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2]《史记·楚世家》。
　　[3]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二册，第620～62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4]参见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氏族篇”，人民出版社，1992年。
　　[5]韩康信等：《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6]韩康信等：《陕西庙底沟二期文化墓葬入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7]潘其峰：《中国人的祖先》上，《文物天地》，1993年，第3期。
　　[8]《左传·襄公十四年》
　　[9]《史记·楚世家》。
　　[10]《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11]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国疾》，中华书局，1992年。
　　[12]《论语·八佾》。
　　[13]《论语·颜渊》
　　[14]《荀子·王制》
　　[15]《史记·五帝本纪》。
　　[16]段长基：《历代疆域表》，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17]《战国策·刘向书录》。
　　[18]朱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第226～251页，中华书局，2004年。
　　[19]刘武：《蒙古人种及现代中国人的起源与演化》，《人类学学报》，1997年，第1期；王鸿良：《到底谁是中国人的远祖》，《北京日报》，2001年3月27日。
　　[20]参见《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3年。
　　[21]高广仁、邵望平：《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2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有。
　　[23]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第58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24]林继富：《藏族天梯神话发微》，《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
　　[25]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 《文物》，1985年，第9期；童恩正：《西藏考古总述》，《文物》，1985年，第9期。
　　[26]《史记·匈奴传》；《汉书·西域传》。
　　[27]《史记·大宛传》。
　　[28]王祯：《王祯农书》，王毓瑚校，农业出版社，1981年。
　　[29]《太平御览》卷865引《世本》：“宿沙氏作煮盐”，宿沙是古代东夷部族。
　　[30]《文献通考·乐考》，中华书局，1986年。《新唐书·礼乐考》。
　　[31]《隋书·乐志》。
　　[32]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93年ll月7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514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
　　[33]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第178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34]于右任：《黄帝功德纪·序》，南京仿古印书局，1935年。
　　

黄帝祭祀研究/何炳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03